柱狀花瓶 - 瓷 - 中国 - Yongzheng (1723-1735) (没有保留价)

重要的中国白釉粉彩“婉玫家族”花纹的琺瑯彩高足瓶，底座为镀金铜支架
中国，清朝—瓷器归于雍正年间（1723-1735）的描述。欧洲镶嵌底座归于19世纪末。
来自 Florine Langweil 旧标签，Dreesmann 收藏与 Spink & Son 的收藏记录。
I. 作品的一般描述
重要的中国白釉粉彩花纹高足瓶，饰以粉彩“婉玫家族”的多彩装饰，瓶腹圆润，肩部明显，长颈圆筒形，口部张大。整器底座略向外扩展，如今部分被一件重要的镀金铜支架所遮掩。
装饰以丰富的色彩与复杂的构图为特色。深紫色背景中设有两大片多叶状的具象浮雕区域，周围点缀花卉与卷草纹样。
装饰将粉彩粉红、绿松石、黄、蓝、绿等釉色分列成若干层带。
肩部有一条宽黄带，饰以花卉图案，颈部则以多条叠层的花纹带节奏分布。
整体体现了叙事形象、花卉象征与几何装饰之间的平衡追求。
瓶底为绿松石釉，印有四字款，属于雍正年间的印记。
II. 图像学分析：以长寿与繁荣为主题的程序
具象装饰值得特别关注。两大片浮雕似乎并非简单独立的装饰，而是属于一个连贯符号系统的组成部分。
1. 第一幅浮雕：老人与孩童
第一组构图描绘一位身着蓝袍的老人，置身于风景环境之中。
他身旁有幼童，置于繁茂的植物之中。
老人与孩童的出现唤起传统的长寿与家族繁荣主题。
在中国图像学中，老人常与长寿神“许寿安（寿佑）”等联系在一起；但此瓶中的人物身份仍需进一步确认。
老人和孩童的组合也可理解为代际延续的象征。
这类场景与中国传统“家族兴旺、祥瑞围绕、祈愿幸福与长寿”的叙事传统相呼应。
与雍正时期的对应
长寿、老人和儿童等主题在雍正瓷器中亦有记载，故此用法与所给的题材相吻合。这种对应指向的是图像主题，而非仅限于该王朝的专属构图形式。
2. 第二幅浮雕：鹤、人物与孩童
第二场景描绘多位人物与一只鹤在林木景观中。
鹤是中国象征性语言的核心元素之一，传统上与长寿与不朽相关，常出现在仙人及表达长寿愿望的作品中。
孩童的出现增强了“传承后代”的解读。
若果实可辨认为桃子，则更强化了该符号语言，因为桃子也常作为长寿的传统标志之一。
与雍正时期的对应
在同一幅装饰中组合多种吉祥符号，是清代大量装饰性瓷器的常见特征。
雍正瓷器尤以桃子及其他吉祥图案的组合而闻名。
因此，第二幅浮雕的符号语言与当时的风格相符。
不过，这些主题在乾隆及19世纪仍有延续，因此并非唯一的年代判断标准。
III. 花卉词汇及其组织
花卉程序有助于构成画面的整体性。
瓶身各部皆覆盖有现代化的花卉、卷草与规则序列的纹饰。
1. 莲花
在瓶颈与装饰带中可见的大型花朵大多来自 estilized lotus 的系列。
莲花在中国艺术中占有重要地位，象征纯洁，也与佛教意义相关，常用于表达和谐与繁荣的场景。
本瓶中花朵以茎与卷草相连，形成连续的装饰，与腹部的两大叙事场景形成对比。
2. 以三元素组合的花卉
多处花卉呈现对称的三元素分组，偶有围绕三个要素的排列。这种布局可以描述为三元结构，旨在实现装饰平衡：一朵主花旁伴以两件次要元素，围绕中心轴线构成有序整体。
需将此布局与特意为三的象征意义进行区分，但在此并未直接证实三的象征性意图。
3. 花枝卷草
花朵由蜿蜒的茎线连接，穿过瓶身各区域，形成连续性。
卷草纹也用于填充底部背景，不干扰对大浮雕的阅读。
与雍正时期的对应
雍正瓷器的花卉装饰极为多样，既有写实清新之作，也有式样化、对称的构图。
花卉的精细与粉彩釉的使用是两项重要共同点。
然而，此瓶花卉装饰的密集性也使人想到乾隆时期的多彩复杂场景。
IV. 色彩与技法创新：雍正时期的色彩体系
此瓶在色彩选择方面具有显著的美学逻辑。
其色彩包括：深紫色背景、花卉与人像上的粉彩、多个带有绿松石色的区域、底部及若干带黄色花卉、蓝色与绿色的点缀。
这一配色属于粉彩家族的色谱，在18世纪初的绘画技法中得到充分发展。
在雍正时期，皇家工作室通过改进不透明釉与粉色调的层次，使造型轮廓与色彩过渡更加精细复杂。
因此，这些釉色的运用与所提出的时期相符。
背景深紫、黄带、以及绿松石区域形成的对比，是追求色彩张力的结果。
整体构图将叙事场景置于中央区域，花卉纹饰在不同区域起到连接作用，显示出高度的装饰性追求，尽管色彩特征并非仅限于雍正王朝。
V. 雍正帝的帝玺印记
瓶底呈现绿松石釉面与四字款，置于双方形框内。
款识可读作：雍正御製（Yongzheng yuzhi）
释义：在雍正年间受皇帝命令所制。
此类印记对研究对象具有重要意义，需结合书法风格、釉药性质、瓷胎与制作工艺来分析。
通过印记与图像线索的对照，可能将此作品归入雍正年间的类别，但需经物质分析确认。
VI. 欧洲镀金铜支架：19世纪的改造
瓶身被加装一件宏大的镀金铜支架，推断是在19世纪末欧洲完成的改造。
该改造改变了瓶子的轮廓，使其获得新的装饰功能。
支架的三个主要部分为：手柄、颈部和底座。
把手：两尊象征小天使的儿童造型站立在两侧的支架台上，形成西方叙事意象，与瓷器上的中式场景形成对比。
颈部：金属边缘勾勒瓶口，强调其庄重感。
底座：镂空底座以卷涡和藤蔓形状的岩彩风格延伸瓶身轮廓，营造出装饰性效果。
对欧洲收藏家口味的适应
在中国瓷器上加装金属镶件是欧洲传统的一部分，18世纪在法国尤为兴盛。
这一做法在19世纪仍在延续，尤其在历史风格复兴和东方艺术收藏的背景下。
欧洲铜匠与商人将旧瓷器改造成宏伟的装饰品，以装饰收藏家私宅。
国家艺术史研究院明确记录了Beurdeley家在19世纪后半叶为中国瓷器制作现代镀金铜支架的活动。 Walters Art Museum 也收藏了1870-1880年间的一件带法式镶件的中国瓷瓶，显示这一做法在所述时期仍在持续。就本件而言，此支架似乎符合这一趋势。
它是为使中国瓷器更符合19世纪末欧洲审美的产物。
因此该件将中国瓷器的传统与欧洲装饰艺术传统结合起来，成为作品史上另一阶段的改造，与瓶身制造的原始过程相分离。
VII. 来源与旧藏史
瓶底保留若干旧商业与收藏标签。
这些标签提供了物件在法国、英国和荷兰市场之间流转的物证信息。
1. Florine Langweil：东方艺术贸易中的知名人物
一枚旧标签写着：
“F. Langweil 太太 — 中国与日本古董艺术品 — 巴黎意大利大道4号”
Florine Langweil（1861-1958）是法国艺术商、收藏家与慈善家，专注于中国与日本古董。
19世纪末，她发展了一个东方艺术品贸易网络，吸引了国际收藏家与爱好者。
她的公司位于4, boulevard des Italiens，1887-1903年间，随后搬至26, place Saint-Georges。 这段时间对研究瓶子的来源极具意义。
标签上所列地址恰好对应1887-1903这一时期，能在历史上定位该标签的使用，但并不能单独确证瓶子的确切销售日期。
Langweil 与多位重要收藏家有往来，如 Émile Guimet 与 Ernest Grandidier。
她还促进了公共收藏的丰富化，如Guimet、Cernuschi、Colmar、Strasbourg等博物馆的收藏。
因此，该标签在瓶底的存在，是其在晚19世纪或20世纪初在东方艺术品专门市场流通的有力证词。
2. Dreesmann 收藏
另一枚圆形标签写着“Collectie Dreesmann”。
Dreesmann 名字与荷兰一个重要家族有关，该家族以商业活动与艺术收藏兴趣著称。
Anton C. R. Dreesmann 及其夫人 Marianne L. Dreesmann-van der Spek 生平中收藏了古画、素描、雕塑、家具、银器及中国瓷器等多样品。
该收藏中的一部分在2021年于巴黎进行的拍卖中曾公开展出。该标签显示瓶子曾属于 Dreesmann 收藏系列，但需要通过旧目录或清单来具体确认收藏家与取得日期等。
3. Spink & Son，伦敦
第三枚标签为 Spink & Son Ltd 的名称，旁有“Est. 1772”的字样。
这家伦敦商号在艺术品与古董贸易史上享有盛名。
该标签表明物件在国际市场中的流通，但不足以单独确证瓶子何时被该商号买入或出售。
4. 标签集合的历史意义
保留这些不同来源的证物非常有趣。
Langweil 标签将瓶子与大约1900年前后的巴黎东方艺术贸易联系起来；Dreesmann 标签指向其在荷兰收藏中的流转；Spink & Son 标签提示与英国市场的联系。
将这些证据聚合起来，显示出一个可能的国际交易与收藏家网络，但确切时间线仍待进一步考证。
VIII. 结论：一件具有双重艺术史的物件
此瓶因中国精致的装饰程序与欧洲重要改造而具特殊意义。
其装饰汇集了清代装饰艺术中多项广为人知的主题：长寿、家庭幸福、繁荣与丰盛。
老人、孩童、鹤、果实与花卉图案的组合构成一个连贯的象征群，且多处与雍正时期的艺术语言相呼应。
粉彩花纹的使用与四字款的存在为将此件归入雍正年间的论证提供了额外证据。
然而，其繁复的装饰、叠层的纹区以及丰富的背景颜色也使其与后续时期，尤其是乾隆时期及19世纪的生产相互呼应。
至于贵重的镀金铜支架，被归于19世纪末，说明该物件已被改造以迎合欧洲收藏家口味。
此外，Langweil、Dreesmann 与 Spink & Son 的旧标签共同为其商业史与收藏史提供了重要线索。
因此，该件被呈现为一件重要的粉彩家族花纹中国瓷瓶，带雍正款印，归属雍正年间的证据充足，同时附有19世纪末的欧洲镀金铜支架改造，且附带旧来源标签。
现阶段可在拍卖期内通过预约在兰斯进行现场观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