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intiliano - Quintiliani Declamationes - 1665

Declamationes cum Variorum Notis（M. Fab. Quintiliani Declamationes Undeviginti. M. Fabii Avi et Calpurnii Flacci Declamationes. Auctoris Incerti Dialogus De causis Corruptae Eloquentiae. Cum Variorum Notis）(下文为 Tomus II 的一部分——或为印刷错误所致)。
副标题 [与：] Institutiones Oratoriae（M. Fabii Quintiliani Institutionum Oratoriarum. Libri Duodecim. 依证据最古老的抄本进行严格考证并校订的总览。更新版中附有：Declamationes，系统整理自 P. Pithoei、J. C. Clarissimi 及其他图书馆与版本的作品。与 Turnebi、Camerarii、Parei、Gronovii 等学者的注释并附有索引。含文本与注释的详尽索引）。

两卷合订，长八开（约12.5 x 20.5 cm）。鹿特丹—哈格出版，1665 年。第一卷为“Declamationes”：封面美饰并印工艺精致，前言带有枪式印记“Movendo”，共784页，另加7页索引及1张空白页；第二卷为“Institutiones Oratoriae”：封面与第一卷同样美观，前言有 Angelo Poliziano 的序与给 D. Petro Castellano 的致信，页数为(28)＋30（索引）＋2 页空白。两卷均装帧为古老的全皮精装，背部标有卷号。纸张优良，印刷清晰。需说明的是传统上把 Quintiliano 的著作分为两部合集：“Declamationes”之19篇较为确凿地归于作者（主题完整展开，收于第一卷，与不确定的对话篇“De causis Corruptae Eloquentiae”并列）；以及338篇“Minores”，其中只有145篇传至今人，常以草案形式出现，收于第二卷，与“Institutio Oratoria”并列。就此而言，只有少部分可能确属 Quintiliano，其余，尤其大量的“Minores”，很可能是出自学派之手，可能来自 Quintiliano 自身学派的教学传统（亦有“Declamationes pseudo- Quintilianee”之说）。在此，我们提出两部关于罗马古典最伟大的修辞著作，即“Institutio Oratoria”的两卷影像，以及据以尽力还原的“De causis corruptae Eloquentiae”，以及剩余 Quintiliano 著作的“Declamationes”的现存文本。 Marco Fabio Quintiliano（公元30–40年左右）是修辞学导师，曾培养出 Plinius 小的学生之列。 Quintiliano 的死于何日并不确切，但大多认为并非晚于佛拉维王朝末期。师从演讲学二十载后，他决定辞去教职，专心撰写一部对日益堕落的辞藻艺术进行阐述的对话体著作。 Quintiliano 最初写成“De causis corruptae eloquentiae”一书，随后才成就“Institutio oratoria”。“De causis corruptae eloquentiae”现已失传，若非从他在主要著作《Institutio oratoria》中所展现的思想脉络，我们也无法重建其内容。公元一世纪，拉丁文学家开始关注“伟大修辞”的问题，即罗马元老院在西塞罗时代之辉煌如今已如旧梦。拉丁文学家对于辩辞衰落的根本原因大致归于两条：一是学校教育的能力下降，缺乏合格的教师，所能保障的素养水平下降，以至于青年人再也无法像以往那样准备充分，难以与往昔的名师模范竞争。二是政治环境的变化：在西塞罗时期，重要决策多由元老院经由集会辩论作出，众人须在相互对立中捍卫各自立场。而到了当时的现实，共和自由已不复存在，最重要的决策由皇帝及其宫廷来作出；因此具备高水平辩才的需求亦随之下降。第一种观点直接可归于 Quintiliano，他因此被弗拉维家族选中，进行可被现代人称作对国家教育体制的根本改革的工作（教育制度、课程、教学、教学法等），这正由《Institutio oratoria》所证明。第二种观点则出自 Tacito 的研究，其证据表现在其《Dialogo de Oratoribus》中。 《Institutio oratoria》约成于公元90至96年之间，分为十二卷，献给在多米提安宫廷闻名遐迩的 Vittorio Marcello。该著作汇合了 Quintiliano 的教学生涯经验与他的学说，符合 Cicero 的修辞观，即修辞作为一门形成公民与道德楷模的科学。 Cicero 对 Quintiliano 来说，是罗马修辞的顶峰与典范，而 Quintiliano 则在书中阐述了“伟大修辞”的观点——这在罗马元老院的讲坛上已逐渐被人忘却。在书中，作者引用希腊与拉丁的典籍，冷静而平衡地讨论前辈的立场，清晰地提出问题并以随笔式的语言展开论述。因此，《Institutio oratoria》可以被视为古典修辞学的总论，其实质是一部收集并保存传播、说服技术知识的文本集合，折射出作者所处的历史-文化条件，尤其涉及两个问题：一是演说者在社会公共领域功能的改变；二是新兴的风格趋向。两者都可归因于辞藻的腐化以及随之而来的衰落，其原因在技术与道德层面的因素。Christian Matthias Theodor Mommsen（生于 Garding，1817–卒于 Charlottenburg，1903），德国历史学家、钱币学家、法学家、碑刻学家与文献学家，被普遍视为19世纪最伟大的古典学家。他对这部作品的评价是：“这是我们所拥有的罗马古典文学中最杰出的作品之一，风格高雅、判断正直、简洁易懂、具备教育意义而不过于说教，吸引力无需个人额外努力，与当时空洞浮华的文学形成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