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elia Pelaez (1896-1968) - Maternidad

古巴女画家 Amelia Pelaez 的一幅罕见画作。作品为布面油画，尺寸为 71 x 50,5 cm。画作右下角有签名和日期。

来源

古巴哈瓦那私人收藏
Sarracino Gallery，美国佛罗里达州科勒尔盖布尔斯
Fernando Duran Auctions，《当代艺术》，2020年12月28日，拍品编号40

Amelia Pelaez
Amelia Peláez y de Casal 于古巴对西班牙的最后一场解放战争第二年，即1896年1月5日，出生于古巴拉斯维利亚斯省的亚瓜哈伊。她的家族属于古巴克里奥尔中产阶级，经济和社会地位都很优越，因为她的父亲 Manuel Peláez y Laredo 是一名地区医生。此外，她的母亲 Maria del Carmen del Casal y Lastra 是伟大的拉丁美洲现代主义诗人 Julian del Casal 的姐姐。这层关系使 Peláez 一家跻身古巴最高层的知识界。

Peláez 出生于一个大家庭，全家都在 Carmen del Casal y Lastra 女士的指导下开始求学。她曾就读于阿拉巴马州莫比尔的 Covenant and Academy of Visitation。由于古巴处于西班牙统治之下，教育由西班牙罗马天主教精英主导。家庭教育很可能让 Peláez 的孩子们接受了偏见较少的教育，也使他们的母亲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教导他们，而不必遵循西班牙课程。Peláez 最初接触艺术界时，遇到了一位名叫 Doña Magdalena 的女画家。她此前曾积极参与独立运动，而这场运动与1895年至1898年的战争同期发生。

1915年，医生 Manuel Peláez y Laredo 病倒，举家迁往哈瓦那，以便过上更舒适的生活。虽然他在一年内便去世了，但他为家人安顿下来的那所房子，却始终伴随着他们。位于拉维博拉区 Estrada Palma 街261号的住宅，既是 Peláez 后半生的家，也是她的灵感来源。这栋名为 Villa Carmela 的房子以 Peláez 的母亲命名，建于1912年，融合了新古典主义建筑元素和较为传统的古巴克里奥尔建筑风格。高耸的白色立面和柱子体现了新古典主义设计元素，而 Peláez 的无数画作背景中都能看到这样的柱子。克里奥尔建筑则带来了更多装饰性元素，La Villa Carmela 的锻铁栏杆和精美窗户便是最好的例子。后院有一座被植物和鸟类环绕的亭子，后来成为 Peláez 最重要的工作室；这种自然灵感也出现在她的一些画作中。Peláez 的艺术作品装点着 La Villa Carmela 的墙壁和走廊，使这栋房子里处处都是受其启发而创作的画作。

1916年，Peláez 开始在圣亚历杭德罗美术学院接受绘画训练。她那个时代的许多古巴画家都从这里起步。那里大多数教师都从事法国新古典主义风格创作，这种风格从类似的希腊和罗马风格中汲取灵感。Peláez 并不认同这些做法，也不认同它们所表达的艺术观念；不过，1918年上色彩课时，她在教师 Leopoldo Romañach（Gómez-Sicre 13）身上找到了一位文化和艺术导师。Romañach 虽然从事浪漫现实主义创作，却为人宽容，乐于接纳更多样的艺术表达形式。他对 Peláez 艺术的影响体现在她1925年的画作《Veleros》中：这幅画以海洋为题材，类似 Romañach 的所有作品，并运用了他的调色板和柔和的笔触。1924年，Peláez 在纽约艺术学生联盟跟随 Bridgman 教授学习，并在那里度过了假期。这趟旅程在她的求学经历中独一无二，却也让她对自己所接触到的有限艺术风格大失所望。于是她决定亲自掌握自己的方向，1927年，她凭借母校提供的奖学金前往巴黎，与许多同学一样踏上了这段旅程。

Peláez 与同样雄心勃勃的艺术家 Lydia Cabrera 一起，在城里的多所艺术院校上课，包括大茅屋学院、巴黎美术学院和卢浮宫学院。在研究法国艺术流派四年后，Peláez 仍未找到自己在绘画领域的志向，于是进入 Fernand Léger 创办的现代学院学习。在那里，她师从 Alexandra Exter 学习舞台设计和色彩动态。Exter 是一位对 Peláez 的艺术和人生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女性。Exter 让 Peláez 接触到现代主义、抽象艺术，以及表现形态和运用色彩的新颖独特方式。Peláez 还从 Exter 身上学到了作为职业女艺术家的自信与坚定。

1933年，Peláez 在巴黎 Rue de l’Abbaye 街的 Zak 画廊展出了33件作品。展品包括21幅静物画、九幅风景画和八幅女性肖像。展览反响非常好，次年，她在成功之后回到了古巴。

38岁时，Peláez 回到古巴，置身于一个经济和政治局势动荡的国家。她在祖国举办的首次个展于1935年在 Lyceum 举行。Lyceum 是一个女性组织，旨在通过艺术、音乐和文学推广古巴文化。回国后，Peláez 还加入了古巴先锋派运动 Vanguardia。

推动古巴政治活动的因素之一，是人们对自治的呼吁以及对新治理体系的期望。当时，Vanguardia 借助艺术探索并界定古巴文化作为独立实体的内涵，为民族主义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其他艺术家深入研究了分别探讨非裔古巴和欧裔古巴血统的 afrocubanismo 和 criollismo，而 Peláez 则专注于自己的 cubanidad 体验，探究上层阶级女性所扮演的角色——她们往往与世隔绝、受到严格管控；她的家族关系使她得以接触古巴本土文化。

《Marapacifico》，1936年
Peláez 回到古巴后，她的绘画更多呈现出女性主义视角。她在家乡完成的作品展现了其标志性风格的发展，这种风格受到水果、建筑和传统古巴彩色玻璃的启发。

在艺术风格不断发展的同时，Peláez 也曾有一段时期只使用一种媒介创作。1935年至1936年间，她几乎只用铅笔作画，仅短暂尝试创作了两幅壁画。1950年代初，她又经历了类似的时期，专注于陶艺，并为国家审计局创作了陶瓷壁画。

如今，Peláez 的画作售价可达数千美元，但她当年作为艺术家谋生极为困难。她从巴黎回国后在古巴举办的首次展览一件作品也没有卖出去；为了补充卖画所得的零星收入，她花了大量时间在古巴教授艺术。她面临的另一项困难是现代艺术难以获得认可。现代艺术运动日益壮大，但许多人并不接受这种风格。到了1940年代，随着一场巡回展览将古巴现代艺术带到美国、欧洲和拉丁美洲，古巴现代主义者终于崭露头角。1941年，Peláez 的作品首次在纽约的 Norte 杂志上展出，随后几年，现代艺术博物馆多次购藏她的作品。

作为女性的视角使 Peláez 在先锋派世界中占据了独特的位置，因为她能够从不同角度审视古巴生活和传统。与先锋派的同行画家相比，她生活得更为隐居，也是参与拉丁美洲艺术运动的少数女性之一。Peláez 对 Cubanismo 的理解以独特的方式推动了古巴传统的呈现，而她独特的视觉语言则向观众传达了她对社会的关切与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