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银盐纸上签名的印刷品,用黑色墨水盖印在图像之下。 托尼·弗兰克 1961年,我聆听摇滚:巴茨·多明戈、埃尔维斯·普雷斯利、查克·贝瑞、巴迪·霍利、汤米·斯蒂尔以及我常去Golf-Drouot,在自动点唱机前聚集的人群里,可以看到:约翰尼·哈雷戴、艾迪·米切尔、朗克里斯及其达尔顿斯,这将成为我的第一张唱片封面。同一时期,我从奥林匹亚音乐厅的屋顶潜入,想看看并尝试给路易斯·阿姆斯特朗的演出拍照:被四五名专业人士驱逐,我设法混进后台,随后进入阿姆斯特朗的落座室:成为头条新闻在一家大型报纸上。与几家音乐会杂志(那个时代用的术语是Show-bizz)及唱片封面有过几次合作后,我在1964/65年加入《Salut les Copains》团队。我们靠热情生活(我再强调一遍:摄影和音乐)。我们并没有感觉自己在做真正的工作。
在银盐纸上签名的印刷品,用黑色墨水盖印在图像之下。 托尼·弗兰克 1961年,我聆听摇滚:巴茨·多明戈、埃尔维斯·普雷斯利、查克·贝瑞、巴迪·霍利、汤米·斯蒂尔以及我常去Golf-Drouot,在自动点唱机前聚集的人群里,可以看到:约翰尼·哈雷戴、艾迪·米切尔、朗克里斯及其达尔顿斯,这将成为我的第一张唱片封面。同一时期,我从奥林匹亚音乐厅的屋顶潜入,想看看并尝试给路易斯·阿姆斯特朗的演出拍照:被四五名专业人士驱逐,我设法混进后台,随后进入阿姆斯特朗的落座室:成为头条新闻在一家大型报纸上。与几家音乐会杂志(那个时代用的术语是Show-bizz)及唱片封面有过几次合作后,我在1964/65年加入《Salut les Copains》团队。我们靠热情生活(我再强调一遍:摄影和音乐)。我们并没有感觉自己在做真正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