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intiliano - Quintiliani Declamationes - 1665

Declamationes cum Variorum Notis（M. Fab. Quintiliani Declamationes Undeviginti. M. Fabii Avi et Calpurnii Flacci Declamationes. Auctoris Incerti Dialogus De causis Corruptae Eloquentiae. Cum Variorum Notis）(下方列出的是第二卷-或为印刷错误)。
Sottotitolo　[con:] Institutiones Oratoriae（M. Fabii Quintiliani Institutionum Oratoriarum. Libri Duodecim. Summa diligentia ad fidem vetustissimorum codicum regogniti ac restituti. Accesserunt huic renovatae editioni. Declamationes, quae tam ex P. Pithoei, J. C. Clarissimi, quam aliorum Bibliothecis & editionibus colligi potuerunt. Cum Turnebi, Camerarii, Parei, Gronovii, & Aliorum Notis. Cum Indice locupletissimo, tam in Textum, quam Notas）。

兩卷本，裝訂為8vo，長度約 cm 12.5×20.5，路德阿姆斯特丹與呂德的洛特，Hackiana 印刻坊，1665 年。第一卷為「Declamationes」（題裁）精美鋼刻，由作者自行版式（“R. a Perlyn fe”），扉頁帶有鳳凰與勳章「Movendo」的商標，頁數784 + 7（索引）+ 1 封底紙；第二卷為「Institutiones Oratoriae」：扉頁同樣精美鋼刻，帶鳳凰與「Movendo」勳章的印章，頁數為(28)頁前序及由 Angelo Poliziano 撰寫的序並附給 D. Petro Castellano 的致函，共916 + 30（索引）+ 2 封底紙。兩卷皆古舊皮革裝幔，整卷為緞皮硬裝與書背上手寫卷號。頁面略帶泛黃是正常現象，但裝幀牢固，紙張質量良好，印刷清晰。

須先說明，傳統認為 Quintilianus（昆提利安）有兩部「Declamationes」集：19 篇被認為屬於作者且結構完整、主題在第一卷中與不確定的對話「De causis Corruptae Eloquentiae」同卷；以及338 部較小的（Minores），其中只有145 篇留存於我們這裡，常以草案形式呈現，與第二卷的「Institutio Oratoria」合刊；其中僅有部分可能真屬昆提利安，其他尤其是大量的「Minori」顯然為學派作品，可能出自昆提利安本人學派之手（亦有人稱作「Declamationes pseudo-quintilianee」）。本刊因此提出兩部與羅馬古代最偉大的修辭論著《Institutio Oratoria》相關、經整理後可得的內容，以及「De causis corruptae Eloquentiae」的內容草案，以及昆提利安其他作品「Declamationes」之現存遺存。

馬可·法比歐·昆提利亞諾（公元前30–40年）為修辭學大師，其學生中有普林尼烏斯（普林尼）等人。昆提利安的死亡日期不詳，但大致可確定不晚於佛拉維王朝結束之後。經二十年的教職生涯後，他決定辭去職務，並致力於撰寫一部以對話形式闡述其對日益猖獗的辯才腐化之觀點的作品。昆提利安先寫作《De causis corruptae eloquentiae》，再寫《Institutio oratoria》。《De causis corruptae eloquentiae》現已失傳，除非從他在其巨著《Instituitio oratoria》中所顯示的思想脈絡，否則無法還原其內容。

在公元一世紀中葉，拉丁文文學家開始關注“偉大辯才”的問題——那是使羅馬元老院在西塞羅時代輝煌的辯才，如今只剩下往事。文人對於辯才衰退的原因，分為兩大根源：一方面是學派，因缺乏合格教師而無法傳授，導致他們所保證的教學水準下降，年輕人不再具備以往的準備，無法與過去的大師相較；另一方面是政治背景的變化：在西塞羅時代，重大的決策由元老院在集會辯論後作出，每個人都要在對手面前提出自己的立場。然而在當時的現代，共和自由已不復存在，最重要的決策皆由皇帝及其宮廷作出，因此也就不再需要出色的辯才。第一條觀點可以直接追溯到昆提利安，他被弗拉維家族選中，實際上進行了一場現代意義上的對官校制度、課程、教學和教育方針的徹底改革，這正是《Institutio oratoria》所證實的。第二類觀點則屬於塔西佗，其證據在於其《Dialogo de Oratoribus》之中。

《Institutio oratoria》大約於公元90至96年間完成，共十二卷，獻給庭院之名人維托里奧·馬塞洛（Vittorio Marcello）。該著作匯聚了昆提利安作為教師的經驗與其學說，亦與西塞羅的觀念一致，認為辯才是教育公民與道德典範之科學。對昆提利安而言，西塞羅是羅馬修辭的巔峰與模範，而《Institutio oratoria》旨在展現羅馬元老院的“偉大辯才”，如今卻已被人遺忘。在書中，作者援引希臘與羅馬的文獻，平穩而公正地討論前人觀點，清晰提出問題，整體採敘述口吻。就此而言，《Institutio oratoria》可以被視為古代修辭學的總集，因其收集了傳播與說服科學的知識與技巧之成果，並對其所處的歷史與文化背景提出清晰的意涵，特別是兩個問題：社會中演說者角色的變化與新的文體趨勢。這兩個問題的核心都指向辭賦的腐敗與衰落，源於技術與道德層面的因素。

德國學者克里斯蒂安·馬提亞斯·魯道夫·莫姆森（Christian Matthias Theodor Mommsen）（生於 1817 年在加爾丁根，卒於 1903 年在夏洛滕堡）是德國歷史學家、貨幣學者、法學家、碑刻學家、語文學者，通常被認為是十九世紀最偉大的古典學者之一。他對這部作品的評語是：「這是我們掌握的古羅馬文學中最優秀的作品之一，具有高雅品味和正直判斷力，結構樸實、內容嚴謹、極具啟發性而不矯揉造作，吸引力天然，與當時空洞華麗的文學形成鮮明對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