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intiliano - Quintiliani Declamationes - 1665

Declamationes cum Variorum Notis（M. Fab. Quintiliani Declamationes Undeviginti. M. Fabii Avi et Calpurnii Flacci Declamationes. Auctoris Incerti Dialogus De causis Corruptae Eloquentiae. Cum Variorum Notis）（下列为第二卷的标题——或为印刷错误）。
副标题[与：演说学导论（M. Fabii Quintiliani Institutionum Oratoriarum. Libri Duodecim. 以最古老抄本的信实为准、经严格考证并予以修订的摘要。此新版增加了：来自P. Pithoeus、J. C. Clarisimus 及其他图书馆与版本所收集的Declamationes。附Turnebi、Camerarii、Parei、Gronovii及其他附注。另有一个详尽的索引，文本与注释同样完整。）

两卷本，八开本，长度约8vo，卷高约12.5 x 20.5 cm。荷兰吕伽堡出版，鲁特拉多姆出版，Hackiana印刷厂，1665年。第一卷为“Declamationes”部分：封面精美，印记为“R. a Perlyn fe.”，前言带有鹰标志和座右铭“Movendo”，共784页+7页（索引）+1页空白；第二卷为“Institutiones Oratoriae”部分：封面同样精美，前言印有鹰标志与座右铭“Movendo”，共28开（前言）、包含安吉洛·波利齐亚诺的序言与致卡斯特拉诺斯多普特的信，总计916页+30页索引+2页空白。两卷均以整本羊皮套装装裱，书背标注卷号。纸张质量良好，印刷清晰，虽有普遍的微黄现象，但整体成书结实。

须先说明，传统学说将Quintiliano的两部Declamationes合并为不同集：19篇“大 Declama­tiones”（被确认为作者的题材、被完整展开，这些内容在第一卷中与不确定的对话“De causis Corruptae Eloquentiae”合并）以及338篇“小 Declamationes”，其中仅145篇现存多以草稿形式存在，且与本文第二卷的“Institutio Oratoria”同卷；其中只有少数可能确系出自 Quintiliano 手笔，其余尤其是大量的“小 Declamationes”显然来自学派的产物，可能为 Quintiliano 本人所处学校的作品（亦有“Declamationes pseudo-quintilianee”的说法）。在此，我们提出两部卷宗，关于罗马古代最伟大修辞学著作之一的“Institutio Oratoria”及其所涉及的“De causis corruptae Eloquentiae”的可能重建，以及我们所能保留的 Quintiliano 其他作品的内容，如“Declamationes”的现存材料。

马克西姆·法比奥·昆提利亚诺（公元前30–40年）的修辞学导师身份，以及他在学生中最著名的门生普林尼乌斯·小名。我们并不确知昆提利亚诺死于何时，但大多认为在弗拉维王朝末期不久去世。任教二十年后，他决定辞去职务，转而撰写一部以对话体形式表达自己对日渐堕落的修辞艺术的立场的著作。昆提利亚诺先写成“De causis corruptae eloquentiae”，后成“Institutio oratoria”。“De causis corruptae eloquentiae”现已失传，我们若非从他在著作中所表现的思想轨迹，难以推测其具体内容；而这一思想轨迹又对他的重要著作《Institutio oratoria》的理解有重要影响。

公元一世纪，拉丁文学家将“伟大修辞学”之问题提至关注：即罗马元老院在西塞罗时代所盛名的伟大演说艺术已经成为历史的回忆。修辞衰退的原因，学者们归纳为两大基本动因：一方面是学校教育的衰退，缺乏合格教师，教育水平下降，青年人难以达到昔日的水准，无法与昔日大师的范例竞争；另一方面是政治环境的改变：在西塞罗时期，重要决策仍需经由元老院及公开辩论来形成，但如今的现实环境里，共和自由已不复存在，最重要的决策由皇帝及其朝廷掌控，因此也就不再需要同样水平的演说家。这两种观点可以追溯到昆提利亚诺本身：他被弗拉维王朝选中，完成了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教育改革，即教育体系、课程、教学与 pedagogical 指导方针的全面改革，这一点在《Institutio oratoria》中有所体现。另一种观点则归功于塔西佗，其在“Dialogo de Oratoribus”中有所论及。

《Institutio oratoria》大约成书于公元90年至96年之间，是分为十二卷的著作，致力于对多才多艺的维托里奥·马塞洛（Domitian时期的宫廷人物）的论述。该著作兼具昆提利亚诺作为教师的实践经验与其教育学说；沿着西塞罗的思想，修辞被视为一门科学，旨在培养公民与道德楷模。对昆提利亚诺而言，西塞罗是罗马修辞的巅峰与典范，而《Institutio oratoria》则展示了罗马元老院的“伟大修辞学”，其在文本中引用希腊和拉丁的来源，平衡周到地讨论前人观点，以清晰的方式讨论问题，并以论辩式口吻展开论述。因此，《Institutio oratoria》可以被视为古代修辞学的概要集，作为保留交流与说服科学发展成果的材料汇编，同时也对其所处的历史与文化背景提出了明确的启示。核心问题包括公共演说者在社会中的角色转变以及新的文体倾向。综合来看，这两个问题都与修辞的腐蚀及其衰落相关，且归因于技术与道德层面的原因。

克里斯蒂安·马蒂亚斯·德沃特·莫姆逊（ Christian Matthias Theodor Mommsen）（出生于葛林河德，1817–1903，德国，历史学家、钱币学家、法学家、铭刻学家与语言学家），被普遍认为是19世纪最伟大的古典学家。他对于这部作品的评价是：“这是我们所拥有的关于罗马古代文明的最杰出的作品之一，具有高雅的品位、清晰的判断力、简洁的结构、实用而不乏学理，富有吸引力而不需要过多个人施力，与当时空洞而做作的文学风格形成鲜明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