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luster花瓶 - 瓷器 - 中國 - 清雍正（1723-1735） (沒有保留價)

重要的中国缠枝纹粉彩“粉彩家族”花叶纹玉瓷台盆式大瓶，镀金铜底座
中国，清朝——瓷器归属于雍正年间（1723-1735）的产地。欧洲镶座据推断为19世纪末时期。
来自 Florine Langweil 的旧标签，属于 Dreesmann 与 Spink & Son 收藏。
I. 作品概述
重要的中国瓷胎粉彩“家族粉彩”花卉纹大瓶，瓶腹圆润、肩部明显、长颈圆柱形，口沿张开成大张口形态。
整体座落在略微向外扩张的底足之上，现今多被一件重要的镀金铜镶座部分遮挡。
装饰以丰富的色彩与复杂的构成为特征。深紫色底色上设有两大多瓣形的 figurative 库，周围以花卉与卷草纹环绕。
装饰以粉色、绿松石、黄色、蓝色与绿色等釉色，按连续的分段排列。
肩部有一条宽黄带，饰以花卉纹样；颈部则以若干层叠的边饰带来节奏。
整体体现了叙事形象、花卉象征与几何纹饰之间寻求平衡的美学理念。
瓶底以绿松石釉覆盖，印有四字款，属于雍正年间的款识。
II. 象征意象分析：以长寿与繁荣为主题的装饰程序
figural 图案值得特别关注。两处大幅的花卉库并非简单独立的装饰，而是隶属一个连贯的象征性计划。
1. 第一处库：老人与孩童
第一组构图描绘一位身着蓝色长袍的老人，置身于风景意象丰富的环境中。
身边有年幼的孩童，周围花木繁盛。
老人与孩童的出现引出传统的长寿与家族繁荣主题。
在中国图像学中，老人形象往往与“寿星”神祇—寿桃道士相关联，但本瓶的具体人物身份尚需进一步确认。
老人与孩童的组合亦可理解为代际延续的象征。
此装饰符合以繁荣家庭、祥瑞象征为愿望的传统表达。
与雍正时期相契合
长寿、老人与孩童的主题在雍正年间的瓷器上有广泛记载，因而与所给的年代归属相符。
这属于题材层面的对应，而非专属该朝的单一构图公式。
2. 第二处库：鹤、人物与孩童
第二幕呈现多名人物在树木繁盛的风景中，伴随一只鹤。
鹤是中国象征语汇的核心元素之一。
传统上与长寿与不死相联系，常出现在“神仙”形象与表达长寿愿望的构图中。
孩童的出现强化对该场景的吉祥解读，增添后代延续的主题。
若细看所现果实并确认为桃子，将进一步补充这一象征语言。
桃子同样是长寿的传统象征之一。
与雍正时期相符
在同一件作品上同时出现多种吉祥象征符号，是清代大部分装饰性瓷器的一种典型特征。
雍正瓷器常见“桃+其他吉祥元素”之组合。
因此这第二处库的象征语言与本朝的表达是一致的。
然而，这些主题在乾隆及19世纪仍延续，因而并非排他性地用于某一时期。
III. 花卉辞汇及其组织方式
花卉程序有助于统一整件瓶的视觉效果。
瓶身的不同部位均以花卉、卷草与规律性序列纹饰覆盖。
1. 莲花纹
颈部与装饰带中的大花纹看似主要来自“ stylized lotus（莲花样式）”。
莲花在中国艺术中具有重要地位，象征纯净，亦具佛教意义，可表达和谐与繁荣的意涵。
在此瓶上，花朵以花茎与卷草相连，形成连续的装饰，与腹部的两大叙事性场景形成对比。
2. 三件花卉组合
若干花卉图案呈对称群组，常以三件物为核心的排列方式。
这一布置其实是一种 ternary（三分性）构图，强调装饰平衡：以主花为中心，辅以两件次要元素，围绕轴心构成整齐的结构。
需要将此布置与数字“三”的象征性区分开来，因为此处尚无明确的三位数象征之意。
3. 卷草花纹
花朵由弯曲的藤蔓连接，横跨瓶身的各区域。
此类装饰有助于在不同区域之间建立连续性，并填充底部空间，避免对大幅图像的阅读造成干扰。
与雍正时期相符
雍正瓷器的花卉装饰极为丰富，既有较写实的自然派风格，也有较为理想化、对称化的组合。
花卉的精致及粉彩釉的运用，与本瓶有明显的契合之处。
但瓶身花卉的密集程度也提示与乾隆时期多彩复合构图的比较。
IV. 色彩体系与雍正时期的工艺创新
其中最具特色的论点之一在于颜色选择。
本瓶特别使用了：
深紫底色
花卉与人像的粉彩釉
多个分段中的绿松石釉与底部处的绿松石
以花黄为底的背景
以及蓝绿的高光
这一调色覆盖粉彩“家族色谱”，且在十八世纪初的皇家工作室发展出更为成熟的 opaques 与粉彩调的运用，创造出更精细的色层与色彩过渡。
因此此套釉色的运用与所提出的年代之间存在重要的技术一致性。
浓郁的深紫底、黄带与绿松石之间的对比构成了精心设计的视觉对比。
整体布局呈现出对 Figures（叙事场景）居中、花卉纹饰作为各部之间的联系起到衔接作用的构思，即使颜色特征并非仅限于雍正朝。
V. 雍正御制印记
瓶底为绿松石釉及方形双框内的四字印记，常见于雍正御制款。
印记大致读作：雍正御制
翻译：”在雍正年间为皇帝所命令制造“。
此印记是研究对象的重要线索，应结合书法风格、釉质、瓷胎与制作工艺等多方面进行比对。
印记及其象征性图像学线索有助于初步将此件归属于雍正年间，但需要材料学检测来最终确认。
VI. 欧洲镀金铜底座：19世纪末的改造
瓶身被嵌入一组宏大的镀金铜底座，极有可能在19世纪末欧洲加装。
这一改动大大改变了瓶身轮廓，并赋予其新的装饰功能。
底座由三大部分组成：
把手：两位有翼儿童像，安放在两侧悬臂上，呈现西方“putti”的纹样，与瓷胎上的中国场景形成对照。
颈部：在瓶口周围加装金属边缘，强调其宏大气势。
底座：底座镂空并以滚枝、藤叶的岩石风格为装饰，延长瓶身轮廓，增强观赏性。
对欧洲收藏家品味的改造
在欧洲传统中，外加金属底座到中国瓷器上是一种历史悠久的做法，在十八世纪的法国尤为盛行。
这一做法在十九世纪延续，反映出历史风格的复兴与对远东艺术品的收藏审美。
英国艺术品贸易商与铸铜匠们将古瓷改造成巨型装饰用品，供收藏家宅邸使用。
国家艺术历史研究所对 Beurdeley 家的研究也证明，在二十世纪后半叶，他们仍制作出用于中国瓷器的镀金铜底座。
在本案中，此底座似乎符合这一传统。
它可能是为使中国瓷器符合19世纪末欧洲审美而添加的改装。
因此该件作品包含了两种艺术传统：一是中国瓷器本身，二是欧洲装饰艺术的工艺传统。
这也是作品史上的一个重要分段，与瓶身之制造不同。
VII. 来源与旧收藏史
瓶底保留多张古老的商业与收藏标签。
这些标签为追踪该物在法、英、荷三国市场之间的流通提供了物质线索。
1. Florine Langweil：东方艺术贸易中的重要人物
一张旧标签写着：
“Mme F. Langweil — Objets d\'art anciens de la Chine & du Japon — 4, boulevard des Italiens, Paris”。
Florine Langweil（1861-1958）是法国的艺术品商人、收藏家及慈善家，专长于中国与日本古物。
19世纪末，她发展起一个面向国际收藏爱好者的东方艺术贸易。
她的公司在1887年至1903年间位于巴黎意大利大道4号，随后迁至圣乔治广场26号。 这段时间对研究这件瓶子尤为重要。
标签上的地址恰是1887—1903年代的时期，无法单独证明售卖日期，但对定位其在巴黎东方艺术市场的存在具有重要意义。
Langweil 与多位重要收藏家有来往，诸如 Émile Guimet 与 Ernest Grandidier。
她还帮助丰富了包括 Guimet、Cernuschi、Colmar 与 Strasbourg 等博物馆的收藏。 标签出现在瓶底，说明此瓶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东方艺术商贸圈中的流通具有证据性。
2. Dreesmann 收藏
另一张圆形标签写着：“Collectie Dreesmann”。
Dreesmann 家族与荷兰著名商业网络相关，成员 Anton C. R. Dreesmann 与其妻 Marianne L. Dreesmann-van der Spek 等人收藏了包括旧画、图纸、雕塑、家具、银器及中国瓷器在内的多样物件。
该组合的一部分在2021年的巴黎拍卖中曾被展出。
瓶底标签表明其曾归属于 Dreesmann 收藏体系。
然而，具体收藏家及获得与传承的日期仍需通过旧的清单或目录进一步核实。
3. Spink & Son，伦敦
第三张标签写着 Spink & Son Ltd，以及“Est. 1772”的字样。
这家伦敦公司长久以来与艺术品与 antiquities 的交易相关。
标签的存在为该物在国际市场中的流通提供了额外的线索，但并不能单独确证该瓶何时由该公司收购或出售。
4. 标签集的历史意义
保留这些不同的证物具有特殊的意义。
Langweil 的标签有助于将瓶与1900年前后的巴黎东方艺术市场联系起来。
Dreesmann 的标签指示其进入荷兰收藏体系的轨迹。
Spink & Son 的标签则提示与英国市场的联系。
它们共同呈现了一条可能的国际收藏与交易路径，但具体时间线仍需进一步考证。
VIII. 结论：一件具有双重艺术史的物件
这只瓶的特殊之处在于中国精心设计的装饰程序与欧洲的强烈再加工之间的结合。
其装饰汇集了清代装饰艺术中多种有充分文献记载的主题：长寿、家庭幸福、繁荣与丰盛。
老人、孩童、鹤、果实与花卉的组合构成了一个连贯的象征体系。
其中的许多形象可以在雍正时期的艺术语言中找到对应。
粉彩色系与四字印记成为支撑这一归属的额外证据。
但丰富的装饰、分区叠置以及色彩丰富的背景也提示其与后世的乾隆及19世纪作品可能存在较多交集。
镀金铜底座则说明此件在十九世纪末被改装以迎合欧洲收藏家口味。
最后，Langweil、Dreesmann 与 Spink & Son 的旧标签共同记录了其商业史与收藏史。
这件作品因此被呈现为一件重要的中国粉彩花卉瓷瓶，带雍正款，并附有十九世纪末欧洲镀金铜底座及旧有来源标签。
如有意现场观赏，可在拍卖时段预约并于兰斯观看。